自在心态的文学承担

——《三峡书简》读后

散文不过是对生命的一种凝望

王彬的散文既是一种对生命的苍茫解读，又是其内心光芒透射于文字的影像，具有时间的纵深性和空间的广阔性，物与理，情与辞相得益彰，俊朗、阔大而精微感人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文章的主体部分主要是由“士”来完成的，而其中许多优秀作品，往往体现出作者自在的心态。这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很大的谱系，简单地说，它们的来源和特点，就是从天人合一衍生出来的观察世界、关注社会的思想与情感方式，王彬先生也是如此，以此为出发点，通过自己的散文，用一种超越日常世俗生命的表达方式，探索生命的本真，记述生活的真实和表达生命的意义，从而体现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写作者的主体价值、自在和承担。

我们知道，当下散文写作的总体状况大致有两种走向：一是沉浸于散文细密的情感世界，力图建立一个爱与美的散文世界；二是在日常生活场景中体察人生的丰满与本色。除此以外，还有一类，就是用自己活生生的体验和流动着的生命感，去发现被掩埋的人的舒缓的心性和情致，从而体现出一个散文作家的文本和心态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应该是人得以实现人生自我价值存在的重要途径，而王彬先生正是这样写作，他以自我的审美情趣，作为自己生命拯救的隐喻，使自己既书写在历史之中，又书写在当下的生活，而在其散文中渗透的自在态度与自由心境，而这种心灵的自由和心态的自在，一直以来在很多散文作家的作品中是缺乏的，于是他们的散文中或多或少都缺少这种心态和意志，从而滑入日常化和庸常化的深渊，而王彬先生贯穿在日常事物的理智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则弥补了散文写作的这些方面的话语空缺。

《三峡书简》收录了近三十篇散文，读完这些散文，感觉它们是承接了我国古代传统文脉，这样风格的写作是中国散文的一种重要写作方式，平淡、轻松，淡泊世务，超然物外，面对生死大限也气定情安，神态自若，充分表现自己独特的个性，从而将自己的个人的人格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一般来说，这种散文写作其兴味全在于人格的调子，但时至今日，当下的散文写作和散文精神无不时时浮动着无聊，这种兴致渐趋衰落，已经很少有散文作家有了，在这点上王彬先生的散文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面对当下，我们看到，当今的商品化经济带给人们诸多的困境，这是一种写作的迷局和劣势，但另一方面，这又恰恰是知识分子体现自我价值的最好时机，它要求每一个写作者保持住自己的立场，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完成一种心灵的解放。这就首先要求作者将自己的写作放在一个自在的心态中去进行。王彬的散文正是这个心态的反映。他的散文自在、自由而灵活，是这部散文集的最大亮点。鲁迅在《怎么写》中指出：“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冰心在《谈散文》中说，“散文比较自由”。当然，这里说的“随便”“自由”不是漫不经心、信手乱写。自由灵活的散文写作，是“装着随便的涂鸦模样，其实却是用心雕心刻骨的苦心的文章。”王彬的散文就是如此，他甚至能够将古典道德的规范性要求处在其实用性的意图中，从而把那些公正的，对社会有用的道德维度，置入自己散文的中心。记得王岳川谈到：“散文以自我意向、自我肉体态度、自我的审美情趣，作为自己生命拯救的隐喻，使自己既书写在历史之中，又书写在当下，使任何抹杀、忽视、歪曲散文生命的文学文本，都变得不合法。” 王彬也用他的散文体现了这一点，实现了这一点。

因此，只有在这种自在心态创作下的散文，才是一种真正的散文解放。王彬先生在其散文中的呈现出来的独特个性，表现出来的率真情感，展示出来的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便是这种心态的具体反映，他的作品典雅、自然、幽隽而冲淡有味，体现了一种自在与自由的心态。如果说飞翔是散文其中的一种姿势，那么，在王彬先生的散文里，就有很多思想飞翔的艺术，以及让散文飞翔起来的技巧，这其中的前提和保障就是这一心态，这在他的散文中是有很多体现的。

我们知道，人与外界事物重新定向之结果，是对自然关系一种根本的重新规定，它一反从人类中心论的立场来解释这种关系，而是把人理解为自然秩序的部分，或者理解为被纳入到创世框架中的造物。这种对于世界的建设性的和构造性的原则，既编织出作为主体之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他也会用这种状态显示出人类对自然本身的肯定，从而避免成为机械生活的工具。王彬先生在散文中所呈现出来的核心思想便是这种通达人生宇宙奥秘之后的美丽风景，是在驾驭情感波涛时的一种对外在事物的通达，从而展示出王彬先生在写作散文时的特殊感受和语言风格。如果说艺术对生活的指导作用，是一种塑造，是一种规范，也可能是一种压抑，那么，它自然会激发了我们内心中这一些可能性，又压抑着另外一些可能性，那么在回应的各种办法中，心态的自在就是很好的一种，由此一个写作者就不会轻易将自己或者自己的散文，放到别的什么东西的对立面上去，王彬先生将个人的记忆、经验和想象，抵达到了群体的意识与潜意识的深层界面，使得自己的散文具备很大的艺术穿透力。

文学上的承担是尤其沉重的，这就要求写作者的心态必须是一种自觉的承担。在王彬的散文中，他所显现出的作为一个散文作家内心所固有的，或渐渐在写作的实践中所生成的精神观念、是从时代、个人中超拔出来的自省。如同很多优秀的作家一样，王彬先生保持住了那种人在黑暗、荒谬、虚无中拯救人心的责任和态度，这样的散文自会产生一种丰厚、繁复的力量。马尔库塞在《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指出：“人无论是用感官还是用其他粗野的部分，都无法知觉和享受美；它完全是在某种更高贵的方式中，享受着所有的美和善，即是借助最高贵的东西——他的精神和理性。”因此王彬在文学上的承担，经过他在散文中自觉地熔炼冶铸，必然到达精神命脉的骨髓中去。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五说：“意者，心之所发；情者，心之所动；志者，心之所之。”于是看王彬先生的散文，便看到了一个文学对于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心灵高度的要求。有了这点，散文家笔下的文字就不再是茶余饭后的奢侈品，也不再是一种花瓶式的点缀，它避开了无病呻吟的痛苦状，它以散文里具有的那种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主体的正义和良知，去强调了主体在交融中的生命情调与精神道德。而这点贯彻到散文中，就是“瞻形得神”的关照，以及一种独有的文化道德和精神气质。

我们回望一下，中国散文之所以能够宠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壮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是因为我们的散文家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体系中，自我、社会和世界是一个富有意义的秩序整体，中国人依靠这些不仅以此构思整个世界的秩序，而且从中找到作为个体的人在其间的位置，其中的意义也在此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清晰的自我意识，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声张自己的权利成为风气，这点在王彬先生的散文中也是有所体现的。因此王彬把心态的自立自在和文学的承担当作自我考验，将自己的处境和生存作为一种散文主义的切入点，从而体现了一种别样的散文意识。如此以来，王彬先生心态的自立和自在以及文学上的承担的意义便突显出来，他以其对自立自在的散文心态的抒写，完成了他对于散文精神和主体的精心的守候和体贴，他的写作表达了对世界的良好意愿，抒发了对生活、对生命、对万物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