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出炉的数据显示，全球多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数据仍在高位徘徊。中国银行研究院最近发表报告称，当前与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十几年里相反的是，在经济全球化受阻、科技进步速度变慢等因素影响下，未来低通胀环境将出现逆转，全球通胀存在长期上行的可能性。
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是降低制造业成本、造成长期低通胀的重要原因。全球化加强了产业国际分工，推动货物、服务、资本、劳动力跨境流动，改善了产品和要素的供给。在全球产业链中总能找到成本更低的生产国来压低产品价格，需求上升对价格的拉动作用下降。因此，全球通胀水平被长期压低。
但近年来，全球化进程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为了缓解本土产业空心化，维持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启了“再工业化”进程，以政策性引导的方式促进高端制造业回流。2019年，美国制造业进口比率由上年的13.1%下降到12.1%，2011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让各国政府和跨国企业更深切认识到构建自主可控产业链的重要性。越来越多国家加大了吸引本国企业回流本土的政策力度，推动产业链回流。全球产业链向区域内整合与关键领域本土化方向重构，产业链因此变得更短，全球贸易占经济总产出的份额呈萎缩态势。
全球化进程受阻提高了制造业成本。疫情加速了产业链回流，考虑到劳动力成本较高等因素，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成本也相应更高。根据波士顿咨询数据，德国、法国、日本制造业成本指数高达121、124和111，远高于中国、印度的96和87。在全球化进程受阻背景下，对全球通胀水平的压制作用将弱化，这意味着十几年来全球低通胀的重要条件可能已站在逆转关口。
美国拜登政府推行“大政府”政策思路，希望通过充分发挥功能财政作用推动美国经济发展。2020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出总额达6.55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31.2%，创近几十年来新高。根据白宫预算管理局公布的数据，即便在疫情负面影响消退后，未来美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将高于之前的水平。
从财政支出用途来看，一方面，加大基建投资，改善美国薄弱的基础设施现状，将提振美国投资需求。从拜登政府提出的财政计划来看，未来10年内联邦政府支出将增加7.3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占33%)、公共教育(占26%)、社会保障(占21%)和医疗保健(占20%)等。另一方面，缩小贫富差距，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支持。拜登政府的美国救助计划法案1.9万亿美元中，用于个人救助、税收减免、民生的支出占比达67%左右。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意愿更高。推动社会分配的公平化，将更大程度增加消费需求。
2020年，美联储对货币政策执行框架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是采用“平均通胀目标”，将之前2%的通胀目标调整为通胀率在一段时间内平均达到2%;二是对就业情况的评估由实际就业与最高就业的偏离度，转为对就业缺口状况的评估。
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下，实现平均2%的通胀率意味着，美联储对于加息将更加耐心和谨慎，将允许在一段时间内容忍通胀水平适度高于2%。近日鲍威尔的讲话继续维持“鸽”派。他强调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有积极影响，认为离劳动力市场恢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还坚持通胀“暂时论”的观点，强调通胀率走高主要是基数效应与供应链瓶颈所致。考虑到前期美国通胀率长期低于2%，则未来通胀保持在2%以上，也并不会立马导致美联储加息。同时，美联储比之前更加关注就业问题，并提出美国菲利普斯曲线呈现平坦化趋势，表明美联储认为即使出现就业市场过热，也未必会有明显的通胀风险。
7月27日，由于对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加剧，美国10年期国债实际收益率跌至历史新低。剔除通胀因素的10年期国债实际收益率下跌5个基点至-1.127%。美国10年国债收益率的新低，意味着全球资本市场利率持续走低，将刺激资金追逐大宗商品或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实物资产，这将使通胀率很难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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