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在经济改革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新旧动能的转换工作稳步推进，创新模式、创新业态频出，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但随着新兴金融市场不稳定、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环境压力的凸显，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持续深化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推动政府部门去杠杆
“去年以来，政府高度重视宏观杠杆率的问题，特别是在金融去杠杆方面。”原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周延礼表示，今年一季度以来，去杠杆成效显著，总体来看，中国金融业去杠杆已经进入了稳杠杆阶段。
降政府部门杠杆率是去杠杆的重点工程。是什么因素推高了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周延礼认为，其一，地方政府担负着地方经济增长重任，同时也面临着财权、市权不匹配的困境，导致地方政府再融资平台的大量组建和负债的增加;其二，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背景下，稳经济、稳就业的职责也要求政府进行逆周期加杠杆操作，这就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借新债还旧债等问题，进而导致杠杆率上升;其三，间接融资市场使得金融市场格局严重分割，特别是实体经济回报率低，这同时也是企业高杠杆的内生原因。另外，信用边界模糊、市场机制缺失也都是杠杆率攀升的重要原因。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政府部门杠杆率攀升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政府部门预算软约束的问题，二是财政支出刚性和低效率问题。
任泽平分析称，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占比偏高，居民占比偏低。虽然政府占有大量的国民收入，但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以及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将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基建和财政供养。因而，要推进政府去杠杆必须要提高政府财政支出效率，提高预算的约束力。
以市场化改革去国企杠杆
长期以来，因为更好的企业治理和更高的经营效率，民营企业的利润高于国企，但是，近年来，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国企利润反超民企，有观点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国企的垄断地位。
任泽平认为，在国企去杠杆的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民企的生存困境和全社会的资源错配问题。未来应该大力度、大规模放活中国的服务业和能源等基础性行业，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此外，在去杠杆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重要问题：亏损的企业该不该去杠杆?
周延礼表示，首先要搞清楚这些亏损企业属于市场出清甚至是“僵尸企业”，还是债务率偏高但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如果属于前一种企业，那么需要采取市场出清的方式来解决企业经营管理问题;如果属于后一种，则去杠杆的工作要继续进行。
对于如何把握好去杠杆的节奏和力度，周延礼认为，要处理好以下几点。一是处理好企业的业务增长和效益之间的关系。拖累企业效益增长的部分要坚定的去杠杆，同时在此过程中，还要把握好业务增长幅度和经济需求管理之间的关系。二是在出台去杠杆政策时，要给市场和企业缓冲期，倾听企业和市场的声音，做好充分的沟通工作。三是加强预期性管理。在推进去杠杆的过程中，要确保企业的平稳过渡，保证去杠杆不至于影响企业的质量、效益创新。四是在去杠杆的过程中，要对企业的资金加强流动性管理，使企业资金保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
房地产去杠杆的“德国药方”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房价的攀升，不仅使居民负债率增加，并且对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
任泽平提出，房地产去杠杆的关键在于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这样才能实现供求平衡和需求的平稳释放。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国际合作机构首席代表吉乐提出的“德国药方”，对我国的房地产部门去杠杆具有启示作用。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房地产市场都存在泡沫化问题，但是德国却是例外，从70年代到现在，德国房地产价格指数基本趋稳。”吉乐解释称，与其他国家房地产融资最大的区别在于，德国的利率非常稳定，并且贷款与房地产价格比偏低，大概有60%左右。这样的房地产市场体系使得德国的房地产拥有率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低。
作为互补，德国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租户保护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租户能够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租户在德国生活时间越长，租房的时间越长，受到的保护就越大。此外，德国还规定了房租的上浮幅度来保障居民的基本租房需求。
吉乐表示，要解决房地产部门去杠杆的问题，不能仅仅从金融的角度考虑，也要考虑其背后的居民购房、负债意愿。吉乐建议，中国要对房地产融资进行改革，提高居民的负债成本，同时要建立起租户保护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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