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罗聪冉 在网约车江湖叱咤多年的滴滴出行，此时或许正在面对树立6年以来最大的危机。

短短3个月连续发作的两起命案，令滴滴深陷“安全”拷问，抱歉、暂停顺风车事务已不能平息这场风云。而除了面对大众的声讨浪潮之外，滴滴当下不得不应对的还有一场形势严峻的监管风暴。

据不完全统计，到9月4日，交通运送部以及超越15个城市的交通监管者对滴滴进行了约谈。这些城市约谈内容及提出的要求有许多共同点，除了执行主体职责、加速推动网约车合法化进程之外，值得重视的是，多个城市在约谈中反复提及，要求滴滴将营运数据完好、实时接入政府监管渠道。

8月28日，广东省交通运送厅副厅长王富民揭露表明，在网约车管理上，一家独大的滴滴，不管在广东还是在全国，都呈现了回绝数据接入承受监管的现象，不肯供给翔实的驾驭人员和运营车辆数据，因而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法令，只能靠原始的围堵来法令。

事实上，网约车渠道数据接入未执行这一问题，一直是职业监管面对的难题。此次在关系乘客安全这一大众事情的催化下，数据接入问题再次凸显，并亟待解决。

数据对接不顺畅

王富民提到的数据接入，是指接入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渠道。2016年公布的“网约车新政”中要求“网络效劳渠道数据库接入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监管渠道”。本年2月，交通运送部下发《网络预定出租汽车监管信息交互渠道运转管理方法》(以下简称《方法》)，清晰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渠道分为部级渠道、省级渠道和城市监管渠道，并对数据传输、运转维护、数据质量测评等做了具体规则。

早在2016年10月，交通运送部副部长刘小明从前提及树立这一渠道的意图：通过信息化手段全面实时把握驾驭员身份、车辆运转轨道等状况，第一时刻发现问题、消除隐患，保证乘客安全，有用防备危险。

不过，网约车渠道与监管渠道的数据对接并不顺畅。正如王富民在承受媒体问政时指出：“到现在为止，滴滴公司并没有把它的有关数据悉数传到监管渠道。特别是滴滴顺风车，按要求滴滴顺风车不只需把车辆信息，还要把行驶路线传到政府监管部门，但他们至今没有传送。”

南宁市交通运送局相关负责人也揭露表明，现在，南宁市有9家网约车公司，但都没有接入数据;有多少车辆在线、多少车辆接单、接单的车辆有没有证、驾驭员有没有证，这些最底子的监管内容监管部门都没有把握;而没有把握底子数据，底子做不到有用监管。

事实上，此次乐清顺风车乘客遇害案子，被外界以为与企业和政府数据对接方法、对接功率息息相关，若警方在接到报案后，能及时取得顺风车车主的联络方法、车牌号，或许这起悲剧就能够防止。

事情发作后，交通运送部联合公安部以及北京市、天津市交通运送、公安部门对滴滴公司打开联合约谈，责令其立即对顺风车事务进行全面整改，加速推动合规化进程，严守安全底线，并清晰提出“网约车运营信息数据要实时、全量、实在地接入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渠道，并保证数据质量”。

各地交通、公安等有关部门也相继出手，纷纷约谈滴滴等网约车公司。记者了解到，南京市、广州市和兰州市等有关部门在约谈时，也清晰要求网约车渠道公司限期将运营数据完好、实时接入政府监管渠道。

数据接入存一些争议点

关于数据接入政府监管问题，8月31日，法治周末记者联络滴滴公关部负责人进行采访，到发稿，未收到相关回应。一起，记者联络到的别的两家网约车渠道公司也纷纷表明，暂时不方便回应。

记者留意到，在2017年8月《经济参考报》的报导中，滴滴出行首席开展官李建华曾提出的一些疑问，或许从旁边面反映出数据接入存在的一些争议点。“给监管部门供给实时数据究竟有没有必要?我们的用户信息被政府部门走漏出去谁负责?”彼时，李建华谈道，该渠道在地方上也在进行数据对接，但接口标准不一样，技能上完结有瓶颈;此外，各地数据对接缺少依据，政府有借合规要求强占企业数据之嫌。

对此，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送法令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黄海波以为，企业将忧虑数据走漏作为回绝供给给政府的理由，是舍本求末的做法，政府渠道能否安全保证是政府的职责，而作为公司，规则要上交的数据则须上交。渠道数据接入政府监管未执行的主要原因在于，现在，仍有很多网约车不契合政府规则的标准，渠道假如将有证司机、无证司机、有证车辆、无证车辆等信息悉数上传，相当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不过，我国法学会法治研讨所副研讨员刘金瑞指出，依据《方法》第六条规则，网约车渠道公司在取得相应《网络预定出租汽车运营许可证》后，应自次日零时起向部级渠道传输相关基础静态信息以及订单信息、运营信息、定位信息、效劳质量信息等运营数据。

“需求留意的是，这些信息既可能触及企业的商业秘密，也可能触及用户个人信息和隐私，关于企业正常运营活动和用户权益维护至关重要;监管部门不加区别要求渠道供给这些信息，而《方法》又缺少对这些信息的配套维护规则，别的，未经用户赞同供给这些信息还可能违背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令规则，企业关于供给这些信息不可防止地会有较大顾忌。”刘金瑞以为。

刘金瑞进一步指出，从域外相关法令法规看，企业供给数据给监管部门，往往需求有清晰的法令和行政法规来规则供给数据的意图和程序。我国刚刚通过的电子商务法也对此作出了原则性规则，“有关主管部门按照法令、行政法规的规则要求电子商务运营者供给有关电子商务数据信息的，电子商务运营者应当供给”，这里的“按照法令、行政法规的规则”清晰了监管部门要求供给数据的标准层级应该是法令和行政法规，表现了我国立法机关审慎监管、保证企业合法运营的底子态度。从这个视点看，《方法》仅仅部门规章，和现在电子商务法的规则有所抵触。主张未来应该进一步予以修正完善，和上位法保持一致。

“网约车市场完结线上线下彼此配合的监管模式，是有必要的，但这不意味着一切的数据都理应悉数接入监管。”我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讨中心副主任朱巍也以为，假如不对数据加以区别、一揽子要求接入政府渠道，在法令上存在必定的难点。数据具有不同性质，有的触及司机资质以及车辆信息的数据，这部分数据触及个人隐私问题，网约车渠道若要将此传输给政府，需通过用户赞同，给用户挑选退出的时刻和时机;有的则归于大数据，例如，乘客的出行方法、客流量集中点等，这部分数据只需隐去可识别到公民个人身份的信息，应当提交给政府部门，这是构建才智城市的必定需求。

此外，朱巍表明，数据接入是彼此的，网约车企业也离不开政府相关数据的支撑，比方司机的诺言记载、犯罪记载等，假如有关部门能敞开这部分数据，则有利于企业完善效劳。

多部门联合进驻滴滴

依据交通运送部运送效劳司发表的最新数据，到7月31日，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渠道共收到49家网约车渠道公司传输的运营数据，收到网约车渠道公司传输的驾驭员信息373.4万人、车辆信息413.8万辆。

不过，关于数据接入之后是否就能产生有用监管，在这一问题上，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以为并不达观。薛军表明，假如没有技能才能对数据进行有用处理，数据接入是否能给监管带来助益程度还值得调查;别的，监管部门要求企业供给数据，需有合意图性的考虑，与监管功能需求相关的特定数据才能够要求渠道供给，如滴滴能够和公安部门树立一种定向的特定数据的讨取。

记者了解到，对网约车渠道公司数据传输质量状况，交通运送部运送效劳司会定时打开测评，催促网约车渠道公司按有关规则传输运营数据信息，保证数据传输完好、标准、及时、实在。对数据传输质量较差的网约车渠道公司将进行约谈，并将测评成果作为网约车渠道公司效劳质量诺言查核的重要目标。

能够看到的是，在有用数据进入政府监管渠道后，很多不合规的网约车将会成为重要的监管目标。王富民表明，此次滴滴在9月底整改后，各管理部门将取得滴滴上传的完好数据，将对运营不合规或没有资质的网约车辆进行清退，估计年末前能够完结。

9月5日，交通运送部、中心政法委等多部门联合进驻滴滴打开安全专项查看，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CEO程维作了活跃配合查看。一起，滴滴发布了持续整理“人车不符”以及添加自建客服团队等7项安全措施。

国家发改委归纳运送研讨所城市交通研讨室主任程世东对媒体表明，现在持证的网约车车辆和驾驭员尽管并不多，但这不意味着真实契合条件的不多。除了北京、上海等单个城市门槛较高的在外，从全国整体来看，清退了一切不合规车辆与人员之外，合规的网约车底子能够满意需求。“假如契合条件的网约车仍不能满意需求，或许价格偏高，能够再去调整方针和市场准入条件，要有一个先后顺序。待网约车合规后，再去评价影响”。

记者留意到，据5月下旬国内多家媒体报导，滴滴出行最快将于2018年下半年发动上市，初步断定落户香港，当时估值约为560亿美元，正在活跃寻觅投资者，以期完结上市时800亿美元估值的目标。

艾媒咨询集团创始人CEO张毅以为，现在的整改可能会对滴滴暂时的估值以及未来上市之路产生必定的影响。不过，接二连三的事情，也充沛暴露出滴滴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和运营管理缝隙，对其进行标准已是大势所趋。阅历此次危机之后，职业会意识到，让乘客出行更安全更方便，让网约车市场更好更健康的开展，才是永久的主题。